你／妳會常常因為網路上別人的一句話或貼文而感到不開心？難過？甚至是感覺受到歧視？創作者 Jessica Abo把社群媒體形容為一種「濾鏡」( filter )，所有貼文如果會影響你／妳的心情、你／妳的快樂與否，那可就不太妙了！

作者：鄧宗聖（國立屏東大學 科學傳播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你／妳會常常因為網路上別人的一句話或貼文而感到不開心？難過？甚至是感覺受到歧視？創作者 Jessica Abo把社群媒體形容為一種「濾鏡」( filter )，所有貼文如果會影響你／妳的心情、你／妳的快樂與否，那可就不太妙了！相反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能發現轉變你／妳心情，可以變快樂的事情，那可以把這些轉到網路上去，加上一個 「# 」hashtag 的網路標籤，還可以用來反堵令人不悅的話語與貼文，用行動創造媒體文化，似乎是你／妳另一種可能的選擇。

我想分享的第一個案例是 #SeeHer 運動，這源自於一段母女的對話，母親向女兒詢問「長大後要做什麼？」，一個回答說想做偵探、一個回答說想當醫生，都是受到電視節目影響，所以母親意識到媒體在節目裡對女性角色的呈現對女孩影響很大。科學、科技、工程、數學等行業的女生也不夠多，在真正的職場上也不一定受到公平對待。所以，SeeHer 網路標籤是倡議關於媒體刻劃女性的方式，並對其進行反思。單就一個網路標籤還不夠，這裡面還提供一種內省工具箱 ( insight toolkit )，像是有研究做為背景資訊，還有可以作為對話的問題清單，更有助於幫忙做自我檢核與反省。

我想分享另一個案例是 The Validation Project，創辦人Valerie Weisler 在 TED 演講中，敘說自己在 14 歲的時候被同學霸凌，不過，當她看到另外一個男生也受到霸凌時，她卻勇敢地走過去鼓勵他，她能感覺到他的感受，也同時化悲憤為力量，去搜尋如何製作網站開始跟類似遭遇的孩子透過電子郵件相互打氣，因為她發現能給人一句安慰的話，給她活下去的勇氣，甚是去安排課程與推動社區服務方案，這就是利用媒體—從電子郵件開始的媒介創用組裝成的計畫，把只是想替自己及需要獲得他人安慰的人找到庇護，但最後卻成就了一個讓世界變得安全的一種源頭，使人活下去啟發的力量。

前述由批判反思產生的社群媒體形式，也可以擴大到各種議題，像是國內「雲林食通信」，是反思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係，因為在主流廣告、媒體體系是透過行銷手法建構食物的意義，但食通信的媒體誕生為的是補充食農經濟裡面「情感」面向，關切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的互動，把食物放回產地與家庭的脈絡中，把對於食物的認識理解與情感當作一種調節機制，使得消費合作社、農夫市集與食通信構成另類的食農經濟體系，重新思考人與食物的關係與食物商品化（萬尹亮，2021）。

2023 年我在恆春工商參與一場工作坊，就設計了這樣的一個題目：「如果要你／妳做一件讓人感覺幸福的小事，你／妳希望要做／不要做什麼」在兩分鐘的自我冥想，以及五分鐘的相互採訪後，大家不約而同都會提到：「關懷」與「讚美」兩件要做的事：前者是一種聆聽，後者則是一種行動，都可以扣連前述 #SeeHer 與 The Validation Project 的意象。

在網路世代，這種相互請益、聆聽的機會變得很少，絕大部分的青少年都在意別人的看法，而選擇性地呈現看似完美的自己，卻不是真實的自己，可能發一篇花俏濾鏡的照片，寫下一兩句自己過得不是很糟的一天，把剩下的時間去看有多少人回應，儘管這些人跟你／妳不是很認識與交談過，卻也在上面虛度光陰。

如果今天可以使用「# 」，你／妳想創造的改變會是什麼呢？

真實人生是有挫折、有憂慮，看看 #SeeHer 與 The Validation Project 的例子，想想可以自己的遭遇也可能有人需要鼓勵與安慰，讓人知道自己過得不太好，但把這個當作機會可以幫助類似遭遇的人，那麼善用網路標籤與各種媒體工具，意義就會因為你妳的舉動而不同反響了！

參考書目：

• 萬尹亮 （2021）。來自產地的精神食糧：雲林食通信的食物、實作和經濟過程。收錄於黃應貴主編 《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運動》（頁151-215）。群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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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教授在研討座談會現場，向師生們分享媒介寫作教學經驗時，我特別注意到他所說一句話：「在學校，學生最大的挫折感來自於老師」。這句話經常在我耳邊迴盪，對我影響甚大。

 作者：鄧宗聖（國立屏東大學 科學傳播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日前，一位教授在研討座談會現場，向師生們分享媒介寫作教學經驗時，我特別注意到他所說一句話：「在學校，學生最大的挫折感來自於老師」。這句話經常在我耳邊迴盪，對我影響甚大。

這句話讓我去想，在教育的域中，老師訂定目標、標準、規範、評鑑，同時也影響著學生的自我肯定、評鑑與實現，當學生未能完全脫離教育機構進行自主學習時，某種程度還仍在一個社群規範內學習，在教師的規範內擬定學習策略與行動，諸如考試、測驗評量以證明、證實具有某種能力與知識。也正因為如此，若學生無法回答正確的知識或是預期答案，很可能從老師這得到較低的評價與挫折，若我們是一個懂得獲得「成就感」的學生，似乎迎合某種答案是在教室中學習的最佳策略。

然則，數位時代下的媒體素養，批判性思考與反思媒體與我之關係，要怎麼透過筆紙測驗來證明？學生可以在獲得高分的動機下，回答出「預期答案」，以證明「反思能力」，但這真的是如此嗎？教師通常在非主動自學的學習安排中，扮演傳遞知識的權威角色與來源，而「給分」或「讚賞」這件事，同常造成一種「聯接性的學習」，意即「分數」在教育體制中影響了學生排名、評價與成就（父母關心），「給分」或「讚賞」就成為一種具有權力的事情，學生學習「在不同的情況」下「獲得分數」或「讚賞」或者是避免未獲得重視，逃避那種可能會讓人不愉快的感覺，這也成為教師控制學習環境的一種條件。

由此我們不難見到教育體系機構下的教室策略，發展出多種樣貌的「胡蘿蔔」（多是物質化的表現，如集分卡、優點卡等）與「棒子」（多是無形的表現，這裡並不是談肉體處罰，而是一種特定技巧搭配某種預期效果，如未給予掌聲、沒有得到正面回應、放學留下掃教室、不能參加某些活動等），來獲得對學生學習行為與教室行為的控制。

教師在此過程中，將「是非對錯」的言行規範「連接」起來，透過文化賦予教師的權力（象徵性與獎懲過程），在越來越多複雜的教學行為形成後，促使教師也習慣於這樣的行為方式。但當前的數位媒體素養的教育，萬萬不能如此，把「媒體素養」當作「權威知識」來教導，透過「教室空間與教師」的聯接機制，將其「正確的表達法與行為」，穩固地與「某種樣式」聯繫起來。嚴格說來，教育環境的設計，是將教師角色與同儕角色置於同一空間中，教師、同儕都會是學生學習的來源之一，在未正式習得課程知識前，其實透過「共處一室」，已經透在教師或同儕間，習得各種符號、行為甚至學習方式。

故在數位時代下的媒體素養教育，若要倡議批判性思考與反身自省的能力，那麼媒體素養教育的教師，就得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方式進行教學策略設計，讓學習者針對自己所處的媒體生活情境進行觀察與分析，引發出批判性的思考方式，而教師充其量是「引導角色」，使之具有發生的教室條件。

不談別的，教師反思自身的媒體經驗，就提供引導性，學生在還不知道如何開始的情況下，教師引領「自我示範」成為進階活動的登門梯，用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來說，有目的的集中在某種行動的觀察，那麼會在記憶中出現某種視覺影像，作為某種語言或描述或轉換成行動的基礎（游乾桂等譯，1989：204-206），未來則會形成一種素材，依照面臨媒體問題的複雜度，進行調整、轉換與重組。儘管，由於參與學習者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資本差異不同，透過觀察而學習的策略未必立即奏效，但卻由於教師的「自我示範」，進而將「自我」當作出發點（不是專家學者的出發點），觀察自身媒體環境，可說是增進反思能力的開始。

「自我示範」可以理解為「問題解決過程」的一種形式，從個人媒體經驗出發，做為引發分析、討論與建構的起點。以性別議題為例，我們對於流文化加諸在人們性別身體上的論述（女性該如何裝扮？男性如何具有男子氣概？或說很 Man）相當自然，我們可以把這種自然化的符碼加以討論，像是拿出關於「男性」的雜誌封面，跟參與者討論這個男性身體上再現的各種飾品或姿態（符碼）及其帶來的感覺，然後，我們將這做為一個起始點，邀請參與者能幫教師解決這個問題，意即，「有沒有其他表現類似感覺的方式」，請參與者想辦法「給予裝扮」，儘可能地發展出「不同的裝扮與符碼」，然後，「照相起來、置換封面」，在課堂上討論由此空間中發展出來的男性形象。

在此過程，參與者不但透過分析媒體文本（分析男性組配符碼），同時通過文本再設計，即參與者解構後再建構的文本，意識到自身具分析符碼與詮釋符碼的能力。

參考文獻：

游乾桂等譯（1989）。Berryman, J. C., &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著。心理學與你（Psychology & you :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台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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