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出口管制政策主要是結合《瓦聖納協定》的原則，透過貿易署相關法規進行修訂。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台灣出口管制的挑戰

台灣的出口管制政策主要是結合《瓦聖納協定》的原則，透過貿易署相關法規進行修訂，同時要求企業在中國營運時需事先審核，防止技術洩漏，軍民兩用貨品及技術出口管制清單分為10大類別，包括：核能物質與設施、特殊材料與相關設備、材料加工程序、電子、電腦、電信及資訊安全、感應器與雷射、導航與航空電子、海事、航太與推進系統等。

同時，台灣聚焦經濟間諜活動較多，但在出口管制上的針對性不足，對中國的出口限制多依賴美國的單邊措施，事實上，台灣注重非擴散性及國內技術保護，美國則涵蓋更廣泛的目標，如供應鏈安全和民主制度保護，因外交限制，台灣無法深度參與多邊框架管制，故以雙邊合作為主。

[caption id="attachment_163073" align="aligncenter" width="758"] 出口管制成全球製造業關注議題。（圖／Lexology）[/caption]

台灣現行法律，例如《產業創新條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主要針對中國投資，但面臨全球技術安全標準不一致的挑戰，若美國政策變得更單邊化，可能對台灣與盟國的合作造成壓力。

目前台灣並無跟美國美國海外投資委員會對接制度，加上川普政府可能採取更加單邊化和政治化的投資安全政策，對台灣和盟國形成挑戰。現行法規更多依賴事後處罰（如罰款）而非事前防範（如投資禁止或撤資命令），現行罰款金額（約30,000美元）過低，對技術領域的高資源公司幾乎沒有嚇阻作用。

未來，因應國際局勢，政府或許會修訂《產業創新條例》，允許更高的罰款與強制撤資命令，加強對海外投資的事前審查（Ex-Ante），補充目前的事後罰則（Ex-Post）；與美國、日本等國進行聯合研發，確保技術知識不外流至中國或其他對手國、並積極參與G7經濟安全計劃及美歐貿易技術委員會（TTC），提高台灣在全球投資安全架構中的影響力。製造業或許可以推判方向，及早因應。

我國業者如何因應

台灣企業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在美國的政治決策過程中有效發聲，特別是在美國本地企業（如Intel）可能遊說政府對外資企業採取保護主義政策的情況下，目前台積電和其他大企業（如鴻海）應已在美國設立遊說部門，積極參與政策談判和補貼申請，但對於資源有限的中小型台灣企業來說，遊說能力不足是一大問題。

因此，建議爭取共和黨和川普政府中有影響力的人士支持，例如與有科技背景或親台立場的國會議員建立聯繫，同時，建議由台灣政府支持成立一個覆蓋半導體及電子供應鏈的統一協會，代表台灣所有規模的企業與美國政府談判；該協會主要工作為提供法律、政策建議，同時統一制定優先議題和遊說策略，以及協調不同台灣企業之間的互動，防止內部競爭影響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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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因地緣衝突緣故，國防新創開始嶄露頭角，回顧過去發展史，可簡略分為三波浪潮。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國防新創發展的三大浪潮

近期因地緣衝突緣故，國防新創開始嶄露頭角，回顧過去發展史，可簡略分為三波浪潮。第一波（2002－2010）為早期開拓者，這波最具代表的企業：SpaceX（航太技術）與Palantir（數據分析），這些業者並非傳統國防承包商，而是專注於政府其他部門（如NASA或情報機構），SpaceX改變政府對私人太空探索的看法，Palantir提供大數據情報分析服務。

第二波（2011－2017）則是商業轉國防，代表企業有近期頻頻出現在媒體版面的AI國防系統公司Anduril，以及發展自主無人機技術ShieldAI，這波新創企業特徵是將商業科技，如AI、無人機、感測器，投入國防用途，業者獲得創投支持，並且開發可適用於多個領域的技術。

第三波（2018－至今）創新包含更多的技術領域，如：生物科技（BioTech）、量子運算（Quantum Computing）、新興感測技術（Sensing Tech）、高效能運算（Advanced Computing）、自主系統（Autonomous Systems），這一波業者不再只是少數獨角獸，而是形成完整的創新生態，吸引大量創投目光，並開始與政府建立更緊密的合作。

[caption id="attachment_163061" align="aligncenter" width="1776"] 國防科技新創嶄露頭角，與現有巨獸抗衡。（圖／Palantir）[/caption]

主要驅動力有哪些

需要知道的是，2022年後，由於美、英、德、日等國紛紛更新國家安全戰略，強調應對大國競爭（美中）、增強防禦能力以對抗不對稱戰爭與資訊戰，使得戰爭方式大幅改變，其中一個特徵即是「形成分散式作戰系統」，透過「多節點網路」降低單點作戰失敗風險，例如從單顆高價值軍用衛星轉為小型低軌道衛星、小型無人機群作戰、自主潛艦群，有賴於需要在戰場中確保即時數據共享，以提高決策速度。

另外，為加速創新，美國國防部成立Defense Innovation Unit（DIU），推出Replicator計畫，目的為快速部署自主武器系統；NATO則設立DIANA創新加速器，同時成立10億歐元創新基金，以推動軍民兩用技術。

國防新創常見狀況與挑戰

在與傳統業者差異部分，傳統國防公司相對較慢，專注於成熟技術、與政府長期合作，了解軍方需求、擁有成熟的安全架構與軍事認證、政府合約較穩定。新創業者則事高度創新，研發投入大、缺乏軍方採購經驗、需克服軍事安全要求、依賴投資，資金波動大。

挑戰部分，國防客戶偏好「訂製解決方案」，而非標準化產品，主因在於軍方通常要求高度客製化，而科業者更習慣「產品導向」，雙方因此容易在需求上談不攏；第二是國防採購流程複雜，進入市場困難，業者通常不一定熟悉政府採購流程，也缺乏建立軍事銷售部門能力與人才。最後是投資者與軍事計畫的時間表不匹配，投資人（創投）一般期望3-5年內獲利，但軍事合約可能需要7－10年才能見效益。

對新創而言，企業需確保供應鏈與生產能力，以便迅速應對軍方需求，同時需專門設立國防銷售部門，以熟悉政府採購流程；與傳統國防企業合作也是一種方式，例如Helsing與Saab合作，獲得7,500萬歐元投資，公司也應嘗試整合軟硬體，如提供完整無人機整機，而非單純控制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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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日本成為第五個將太空船登陸月球的國家，總部位於日本的Astroscale公司成功地進行世界上首次安全接近和觀察太空碎片的嘗試。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政府正在擴大太空產業支持

目前，日本航太產業價值為260億美元，政府計劃在2030年代將規模擴大到520億美元，2024年日本達到重要的里程碑，包括成為第五個將太空船登陸月球的國家，總部位於日本的Astroscale公司成功地進行世界上首次安全接近和觀察太空碎片的嘗試，鼓勵商業性太空碎片清除，也許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政府推出的「太空戰略基金」，並將在未來10年內透過日本航太局JAXA向市場注入約66億美元。

為維持該產業的發展，空間應用、數據和服務必須對地面企業變得更加實用和有用，該國的核心優勢和區域夥伴關係對於保持該行業的發展勢頭至關重要。到2035年，太空經濟預計將成長到1.8兆美元，從利用衛星資料進行資源管理、在太空站微重力下製造藥品和材料，到在月球上開採資源和建設基礎設施，這將為每個部門和產業的創新和價值創造創造前所未有的機會。

[caption id="attachment_158297" align="aligncenter" width="1690"] 日本企業正在投入太空探索（圖／GCV）[/caption]

數據導向的發展主軸

自1950年代以來，日本透過太空活動累積大量數據和資訊，這些數據可以合併並用於解決影響許多人的社會問題。在日本，航太業者服務的最大客戶仍然是政府，政府在製定方向和固定租賃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直到該產業實現自身永續發展；然而，從利用衛星數據進行資源管理、在太空站微重力下製造藥品和材料，到在月球上開採資源和建設基礎設施，該產業需要尋找其他行業的客戶和投資人來提升發展速度。

在太空探索、太空永續性領域以及硬體和機器人領域，日本擁有至關重要的三位一體優勢，首先，法規和資金由政府制定，該產業知道什麼會受到監管，什麼不會受到監管，這有助於他們規劃和投資自己的活動，獲得政府的資金支持表明該行業是優先事項並且符合國家利益；其次，太空探索和永續發展的核心技術的研發由國家航太局、學術界和產業界共同進行，最後，生態系統不斷發展，包括來自提供商業服務的地面部門的產業參與者，正在逐步完善日本太空體系。

與美國擴大軍事領域合作

在國際合作上，由於日本數十年來一直限制太空只能用於「非軍事」目的，導致其太空生態系統圍繞著民用太空任務發展，因此，日本防衛機構和配套產業在軍事太空系統開發和軍事太空作戰的經驗有限，近期，日美以太空科學、載人太空為中心的太空合作，並透過美國太空總署的阿耳忒彌斯計畫和阿耳忒彌斯協議擴展到地月和月球，強化雙方在技術與太空探勘的合作頻率。

美國政府和學術界經驗豐富的太空機構正與日本防衛省和日本航空自衛隊合作，為文職和軍事人員提供更多太空領域知識，包括美國太空軍邀請參加「太空100」課程、國防採購大學太空採辦課程以及沉浸式桌面演習，以便更好地了解太空作戰原理、太空在聯合作戰中的作用以及太空威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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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科技是一個充滿活力且不斷發展的領域，一些曾經被認為是前瞻的技術，例如大型語言模型，現在正在成為主流，深科技通常具有五大特徵。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歐洲深科技正在悄悄崛起

深科技是一個充滿活力且不斷發展的領域，一些曾經被認為是前瞻的技術，例如大型語言模型，現在正在成為主流，深科技通常具有五大特徵。

首先是關注大規模突破或緊迫的社會挑戰，深科技的根本目標是實現突破性的科學或技術進步，例如人工智慧或太空探索，或為一些最緊迫的全球挑戰，例如氣候變遷和能源轉型等領域提供解決方案。第二是全球範圍，深度科技企業通常在全球市場上以國際規模運作。第三為研發強度高，深度科技企業具有獨特的生命週期，其特點是密集的早期研發和較高的技術風險，大量投資用於技術開發。

[caption id="attachment_158290" align="aligncenter" width="920"] 歐洲主要為深科技投資人（圖／BIS Research）[/caption]

第四是創始團隊具有先進的技術背景，深科技業者通常由具有強大技術背景的個人創立，通常來自於於學術界或企業研發部門，該技術的高門檻帶來相當知識壁壘，以及更高的專利產生量。

麥肯錫指出，擁有專利的深度科技企業比例為40%至45%，是傳統科技企業的兩倍多，更高的專利產出可以為投資者創造一個財務安全網，這樣的限制使得創辦人的數量減少，傳統科技創辦人通常需要接受兩到五年的高等教育，而深度科技創辦人平均則需要五到七年的時間。第五是龐大的資金需求，深科技領域的成長通常需要大型且通常是專業投資者的大量資金，甚至還需要專門的設備、設施和技能，這大幅提升商業化開始之前的成本。

對歐洲而言，由於其長期處於經濟低迷狀態，深科技或能成為突破口。根據調查2019-2023年，歐洲在全球深度科技投資的市佔從10%躍升至19%，這種上升趨勢在歐洲內部更為明顯。截至2023年，深科技約佔歐洲所有科技投資的44%，較2019年提高18 %；當然，技術投資的激增產生豐厚的回報，自2003年以來，深科技投資的表現一直優於傳統科技產業，扣除所有費用和成本後，其淨年平均內部報酬率高達16%，而傳統科技投資僅為10%。

關於深科技業者的迷思

由於高門檻與高技術週期，許多創投或企業對於深科技存在不少迷思，首先是「深度科技新創的失敗率遠高於其他科技新創」，這並非完全正確，在後期的商業化階段，當技術轉化為業務時，失敗的可能性會減少，主要原因有兩個。

首先，深度技術解決方案的市場通常夠大，足以容納多家業者，從而降低競爭強度。第二個原因是，深科技受益於技術開發的大量投資，導致新創比傳統技術同業創造更多專利，這些專利不僅對競爭對手構成了障礙，而且本身也經常成為價值的來源，因此，並非一定具備高失敗率。

第二是深科技新創的資本效率較低，這也許為真，但不見得是壞事，鑑於所涉及技術的複雜性、創新性和大規模性，深度科技企業通常需要比傳統科技企業多40%的資金才能達到收入階段。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初始資金要求較高，但深科技業者能利用其資本產生收入並提高估值的能力，效率的提高可歸因於很大一部分資金來自不稀釋所有權的來源，例如政府補助和混合債務工具，此類融資通常附加條件較少，使新創公司能夠更有效地分配資源以促進成長和創新。

對歐洲而言，該地區在研發、製造和產品開發方面擁有強大的基礎，能夠支持深科技公司成長，也因歐盟單一市場准入條件，為這類業者帶來龐大商機，也獲能帶動當地的科技與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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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近期核准支持印度航太領域的100億盧比創投基金，該基金目的為支持航太工業的新創公司。

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印度正處於成為太空科技全球領導者的路上，且或許有潛力徹底改變產業、創造就業機會並提升其全球地位，印度政府近期核准支持印度航太領域的100億盧比創投基金，該基金目的為支持航太工業的新創公司，隨著政府和私營部門的攜手合作，印度未來尋求太空產業成為經濟成長動能外，也有機會成為下一代太空科技創新中心。

太空經濟是一個競爭性的領域，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歐盟成員國等國家已經在太空探索和技術方面進行大量投資，然而，印度作為太空領導者的崛起具備獨特優勢，特別是在商業企業和雙用途技術的開發方面，這些技術可以使民用和國防部門受益。英國、日本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已經建立自己的太空創投基金，幫助各自產業發展和創新；而印度100億盧比的創投基金緊跟著這些腳步，代表著將該國定位為全球太空競賽重要參與者的策略性措施。

印度的航太工業在過去幾十年中取得不小發展，在印度太空研究機構的領導下，印度在太空探索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成功發射了月球和火星任務，並將自己定位為全球衛星發射市場的可靠參與者；然而，這一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努力推動的，直到最近幾年，私營部門的參與仍然有限，印度國家太空推廣和授權中心的成立代表一個重大轉變，該中心目的在促進私營部門參與太空活動。

IN-SPACE的功能之一是私人參與者的監管機構和平台，指導他們完成太空任務的整個過程，政府決定設立100億盧比的創投基金，這是一項策略性措施，進一步推動這個不斷成長的產業，它將向新創公司和其他私人實體注入急需的資金，確保這些業者擁有開發新技術、發射衛星和推動下一階段創新的財務資源。

印度太空經濟的範圍廣闊且多元化，太空技術遠遠超出火箭發射和衛星任務的範圍，它們能影響廣泛的產業，包括電信、農業、醫療保健、國防和災害管理。隨著衛星技術的進步，它可以實現更精確的導航、通訊和數據收集，並具有深遠的應用。以物流業為例，該產業將從衛星導航系統的進步中獲得巨大收益。透過改進車輛追蹤、路線優化和天氣預報，衛星技術可以降低運輸成本並提高效率。

在印度，基礎設施挑戰往往因交通擁堵而變得更加複雜，衛星導航可以為參與貨物運輸的企業提供及時的解決方案，確保貨物按時發貨，即使是在偏遠或服務不足的地區。在食品和飲料產業，太空科技的潛力同樣具有變革性，諸如定位、導航和授時等技術將有助於精確協調供應鏈、優化交付並減少浪費；此外，在零重力環境下種植糧食的技術能為新興農業提供成長動能，這些解決方案最終可以解決農業條件惡劣地區的糧食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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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新的全球平均機器人密度將達到創紀錄的每10,000名員工162台機器人，是七年前測得的數字的兩倍多。

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近期輝達來台選擇機器人廠商讓機器人持續受重視，事實上，在供應鏈移轉與智慧製造帶動下，全球各地工廠持續大量採用機器人：截至2023年，新的全球平均機器人密度將達到創紀錄的每10,000名員工162台機器人，是七年前測得的數字的兩倍多，該統計是根據國際機器人協會提交的《2024年全球機器人概況》報告得出的結論。

從地區別來看，歐盟機器人密度為每萬名員工219台，成長5.2%，德國、瑞典、丹麥和斯洛維尼亞位居全球前十名；北美的機器人密度為每1萬名員工197台，成長4.2%。美國在製造業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中排名世界第十；亞洲製造業機器人密度則為每萬人182台，成長7.6%。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和日本的經濟體躋身自動化程度最高的十大國家。

韓國是世界上工業機器人採用率第一的國家，每1萬名員工擁有1,012台機器人。自2018年以來，機器人密度每年平均成長5%新加坡緊隨其後，每10,000名員工擁有770台機器人；新加坡是一個小國，製造業員工數量非常少，因此它可以以相對較小的營運庫存達到較高的機器人密度。

中國在2023年超越德國和日本則位居第三。該國大力推廣自動化技術，機器人密度高達每萬名員工470台，中國2019年才進入前十名，四年內機器人密度翻了一番；德國排名第四，每萬名員工擁有429台機器人。自2018年以來，歐洲最大經濟體的機器人密度複合年增長率為5%；日本以419台位居第五。全球主要機器人製造國的機器人密度每年平均成長7%。

一個值得觀察領域是協作型機器人，協作機器人因其成本低、佔地面積小、易於編程、靈活性和低功耗而成為中小型企業的理想選擇，隨著大公司的目標是讓人們回到工廠，預計協作機器人將被越來越多地採用；此外，機器視覺和語音識別等人工智慧的進步使協作機器人能夠實現附加功能和遠端軟體更新。傳統產業，例如汽車產業，協作機器人可用於組裝儀表板組件、拋光錶面、焊接和擰緊螺絲，一直是協作機器人的主要應用領域；協作機器人還可用於其他產業，例如食品和飲料、半導體和電池品質檢查、包裝和堆疊以及機器維護。

汽車產業是協作機器人最突出的應用。協作機器人可用於多種任務，包括汽車組裝（例如焊接、組裝儀表板等）、表面拋光和擰緊螺絲，隨著電動車的日益普及，許多現有的汽車產品線需要改造或重建，汽車整車廠的痛點之一是，如果一台工業機器人出現故障，整條生產線就有被關閉的風險，以確保操作人員能夠安全地進入機器人工作區進行檢查。此過程會導致巨大的停機成本。

除此之外，老年機器人與輔助科技也引發跨產業的對話與合作，隨著人口持續老化，對創新機器人和人工智慧驅動解決方案的需求只會增加，透過將醫療保健提供者、研究人員和技術創新者聚集在一起。近期，MassRobotics、The Grid 和哈佛大學的Move Lab正在研發這類機器人，未來，科技將使面臨行動挑戰的個人得以過上更充實、更獨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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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用無人機改善推進系統，使用液氫燃料對敵方部隊進行遠程作戰。而消費級無人機主要用於電影攝影、測量和航空測繪。

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無人機最初是為了執行危險的軍事任務而引入的，在各種軍事應用中不會對人的生命造成風險，軍用無人機配備飛彈來打擊在高空運行的特定目標，軍用無人機改善推進系統，使用液氫燃料對敵方部隊進行遠程作戰。而消費級無人機主要用於電影攝影、測量和航空測繪。

然而，消費級無人機的使用在商業、科學、娛樂和其他服務等眾多應用中迅速成長。由於該市場利潤豐厚的機會，Google、亞馬遜、DHL、Uber、波音和空中巴士等巨頭在過去幾年裡投資該技術。在市場規模部分，根據Modor Intelligence調查，無人機市場規模預計到2024年為173.1億美元，預計到2029年將達到329.5億美元，在2024-2029的年複合成長率為13.7%。

小型無人機成長速度快

小型無人機是最長可達2公尺的無人駕駛飛行器。這些無人機通常採用旋轉翼或固定翼風格。由於尺寸較小，大多數小型無人機在125公尺附近的高度飛行，速度小於每秒50公尺，隨著一些國家注重增強軍事監視能力，業者正在投入大量資金開發小型無人機，世界各地的軍隊一直在採購奈米無人機來執行不同的軍事任務，小型無人機在航空攝影、3D測繪、測量、油氣管道監測等領域的應用不斷增長，推動小型無人機市場的成長，因此，各種國防和應用對小型無人機的需求不斷增長，推動市場成長。

此外，越來越多地採用小型無人機執行情報、監視和偵察以及戰鬥任務，以及國防部門支出的不斷增加，推動了預測期內的市場成長。政府和投資者為各種商業和軍事應用設計和開發小型無人機的新創公司和資金籌集的增加也促進了市場的成長。

例如，Teledyne FLIR推出配備升級感測器的最新版Black Hornet奈米無人機。新推出的Black Hornet 4長度不到一英尺，重量不到一磅，它可以飛行30分鐘以上，航程超過2公里，並配備攝影機、熱成像儀以及一個軟體定義的資料系統。

北美在全球無人機市場扮演重要角色

北美在無人機市場上佔有最高市佔，並在預測期內繼續佔據主導地位，這一成長來自於商業和軍事應用對無人機的需求提升，以及自主無人機採購支出的增加。根據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調查，截至2023年7月，美國無人機註冊數量達到90萬架水平，此外，美國聯邦航空局還頒發331,573份遠端飛行員證書，軍民兩用市場正在快速發展。

此外，美國國防部不斷尋求創新和低成本的解決方案，以增強其能力並應對來自俄羅斯和中國等對手的威脅，2023年4月，五角大廈宣布一項新計劃，專注於建造數千個自主系統，包括無人機，因為美國尋求更好地對抗中國大規模的軍事建設。2023年3月，美國陸軍授予五家公司未來戰術無人機合約，入選的公司包括AeroVironment、Griffon Aerospace、Northrop Grumman、Sierra Nevada Corporation和Textron Systems。

去年，受烏克蘭軍隊飛行的價值400美元的FPV神風特攻隊坦克殺傷機的啟發，美國陸軍推出低空跟踪和打擊彈藥，這是一種便攜式反坦克無人機：LASSO。不過，LASSO 和烏克蘭版本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區別：仔細研究陸軍的預算文件就會發現，一架LASSO無人機的成本高達200,747美元，成本依舊高昂，因此如何客製化、低成本生產仍有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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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半導體設計和製造的大多數方面都落後於全球，包括 EDA 軟體和光刻設備等關鍵投入，然而，華為海思和必人等中國企業已經逐漸完善競爭日益激烈的邏輯晶片。

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中國在半導體設計和製造的大多數方面都落後於全球，包括EDA軟體和光刻設備等關鍵投入，然而，華為海思和必人等中國企業已經逐漸完善競爭日益激烈的邏輯晶片，特別是行動裝置和服務人工智慧應用的圖形處理單元提供動力的邏輯晶片。

中國也顯示經濟高效地製造技術不太複雜的成熟節點邏輯晶片的能力，中國儲存晶片製造商長江儲存科技有限公司和長鑫儲存科技有限公司似乎在2020年左右取得重大進展。儘管如此，中國正在迅速縮小半導體生產流程許多方面的差距，並正在全面發展真正的智慧財產權和創新能力。

不過，中國的努力也有所回報，自2013年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政府「以半導體作為國家產業創新的首要任務」，中國《2014 年國家積體電路產業發展促進指導意見》呼籲官民共同投資1,500億美元，在中國建立完全「循環」的半導體生態系統，該計畫毫不掩飾地呼籲2030年消除中國積體電路貿易逆差，鼓勵中國成為世界積體電路製造大國。

2015年，中國發佈「中國製造2025」策略，細化了其中一些目標，設定了到2020年實現40%的半導體自給自足率並在2025年達到70%的目標，事實上，到 2025年底，中國可能只能實現30%的自給自足，蘭德公司指出，中國可能需要額外投資至少1兆美元才能實現該行業真正的自給自足。

儘管如此，這些策略明確表明，中國認識到半導體是支撐其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基礎技術，並且中國願意進行必要的長期投資，以實現自給自足和減少依賴的目標關於這一關鍵領域的外國技術，半導體是中國發展完整工業體系目標的組成部分。這意味著擁有供應鏈上下游的能力，目標是在發生衝突時，中國能夠維持其製造業體系和經濟規模生產能力。

事實上，中國的努力得到回報。例如從2001年到2016年，中國在半導體行業全球增加值中的份額成長近四倍，從8%增長到31%，而美國的份額從28%下降到22%，日本的份額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從30%到 8%。

不過，中國距離美國依舊差距不小，即便美國在全球半導體製造中的市佔大幅下降，但其在全球半導體整體市占部分保持領先地位，這尤其得益於其在EDA和半導體設計方面的優勢，以及在邏輯、記憶體和模擬市場領域。

從歷史上來看，日本曾經是半導體領域的世界領導者，但在過去三十年中衰落，自1988年以來，日本的半導體市佔率從52%下降到只有7%，下降了87%，這種大幅下滑可歸因於日本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隨著其他重要半導體代工廠的建立而無法或環境不適應，以及創新、研究和開發的缺乏，加上日本電子產品銷售的下降，使得日本傳統企業難以適應半導體產業並參與競爭，美國依舊是半導體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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鋰離子電池已經並將繼續主導全球電動車電池市場，固態和高密度鈉離子等新興技術仍處於原型和試點製造階段，貝恩顧問公司預計，其市佔率在2030年將保持在個位數。

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當前，電動車業者鄭走到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領先的原始設備製造商意識到，為了維持近期的成長水平，他們需要實現銷售多元化，從高端市場的早期採用者轉向注重價值的大眾市場消費者。

電池是OEM最大的成本驅動因素，大幅影響產品性能，然而，電池化學成分和鋰離子電池內部的持續變化正在影響OEM產品路線圖，全球各地的設備製造商都面臨著使用哪種電池類型以及是自行開發電池還是與其他公司合作開發電池的關鍵選擇。

同時，鋰離子電池已經並將繼續主導全球電動車電池市場，固態和高密度鈉離子等新興技術仍處於原型和試點製造階段，貝恩顧問公司預計，其市佔率在2030年將保持在個位數。

目前，磷酸鐵鋰（LFP）和鎳錳鈷（NMC）化學品合計佔電動車鋰離子電池銷量的90%以上，由於與高鎳NMC相比缺乏性能或成本優勢，鎳鈷鋁氧化物（NCA）預計將保持地位，整個技術堆疊的重大發展有望對鋰離子電池的性能和成本產生重大影響。

具體來說，鋰技術堆疊將在陰極化學、陽極化學、電池形狀因素和電池組架構方面發生重大轉變，製造業者正在密切關注多種創新技術，例如透過電池到底盤技術的電池集成，其中電池直接內建在汽車結構中；乾電極製造技術可降低能耗，進而降低製造成本，以及人工智慧驅動的電池管理系統，可延長電池的使用壽命。

與NMC相比，固態電池有望顯著提高能量密度，同時提高安全性、加快充電速度並可能延長使用壽命，然而，在多次技術推出延遲後，相關業者近期才能夠展示初步的概念證明，商業化可能還需要三到四年的時間。鈉離子電池比鋰離子電池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並且能夠在較低溫度下運作，能量密度歷來較低，限制電動車的採用。這方面已經取得進展，原型機的能量密度可與LFP相媲美。

鈉離子的採用取決於原型性能的大規模複製，並且還將受到LFP能量密度的持續改進和成本下降的限制，儘管如此，多家廠商已宣布計劃在2025年擴大生產規模，首批鈉離子電動車的生意已經開始。

未來幾年，從不斷發展的技術到不斷變化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等各種因素將繼續影響電池策略，產業領導者必須評估他們現在可以安全地做出哪些假設以及他們應該保留哪些決定，此外，電動車的許多要素，從自動駕駛到增加乘客連接性，對客戶來說可能比汽車電池更重要，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原始設備製造商的投資，最終，原始設備製造商需要在需求和客戶需求之間進行整體權衡，並評估這如何影響電池的選擇和整體公司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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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在公共部門有三個主要的應用，首先是生產力提升、回應速度及監督政府。

作者：Howie Su（產業分析師）

各國政府正在探索人工智慧如何改變公共治理與政府運作，一般來說，人工智慧在公共部門有三個主要的應用，首先是生產力提升，人工智慧可以簡化政府內部運作，提高公共政策的效能。它可以自動執行重複的行政任務，使公職人員能夠專注於更複雜和更具策略性的職能；例如，澳洲昆士蘭州政府使用人工智慧根據衛星影像對土地利用特徵進行繪圖和分類，這有助於改善對生物安全和自然災害事件的反應，並使政府能夠更快、更有效地繪製土地利用圖並對其進行分類。

第二是回應速度，人工智慧可以幫助政府設計和提供更主動和個人化的公共服務，使他們能夠更好地回應社會的需求；在COVID-19期間，挪威勞工和福利管理局透過使用名為Frida的對話式人工智慧來幫助公民全天候獲得社會福利，從而顯著改善服務提供效率。

最後則是監督，人工智慧可以透過增強監督能力和警告潛在詐欺風險來加強政府問責，例如人工智慧可以幫助檢測公共採購中的詐欺活動並掌握社會福利的分配，從而確保更大的完整性和透明度，在巴西，聯邦政府內部稽核員開發Alice，這是一種可以自動化程式，能夠對公開招標進行持續和大規模審核。

當然，技術使用的風險猶存

同時，在公部門部署人工智慧還存在一些風險，第一個是偏見問題，如果不小心管理，人工智慧系統可能會延續甚至放大現有的偏見，這可能會導致不公平和歧視性的結果，特別是在執法和福利等敏感領域，加拿大要求公佈完整的演算法影響評估，以提高透明度和問責制，而在荷蘭，演算法註冊也有類似的目標。

第二是透明度和可解釋性問題，如何確保人工智慧決策透明且可解釋對於維持公眾信任相當重要，人工智慧的複雜性往往讓人難以理解決策是如何做出的，這對責任的問責和可追溯性提出了挑戰，因此，許多國家和地方的政府正在建立公共演算法的記錄簿，例如智利和法國。

第三是資料隱私，由於人工智慧涉及處理大量數據，引發社會大眾對資料隱私和安全的擔憂，政府必須確保強大的資料治理框架來保護公民的隱私和個人資訊，公部門資料的品質和互通性是許多政府面臨的主要挑戰，促使許多政府將人工智慧和資料策略緊密聯繫。

事實上，政府應有系統地建立戰略框架，確保目標與技術使用一致的人工智慧策略，這些策略應包括明確的目標、集中指導以及持續的監測和評估機制；同時，也應提高公部門員工的數位技能，透過培訓計劃以及與學術機構和私營部門的合作夥伴關係可以幫助有效地建立專業知識和資源團隊；最後，由於人工智慧有全球移動的特點，因此如何與其他國家參酌相關應用，也是必要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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