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樂觀主義者對AI的自白｜專家論點【張瑞雄】

作者：張瑞雄 （台北商業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一部名為《AI紀錄片：或者我如何成為一個末日樂觀主義者》的紀錄片正式在美國院線公映。這部由奧斯卡金獎製作人打造，以一位即將為人父的導演丹尼爾．羅赫的視角出發，記錄他如何試圖理解這個被人工智慧席捲的世界。片中訪問了OpenAI執行長山姆．奧特曼、Google DeepMind執行長德米斯．哈薩比斯以及Anthropic執行長達里歐．阿莫代伊等科技圈最具影響力的人物，試圖在恐懼與希望之間，找到一條讓普通人可以站穩腳跟的路。

它戳中的，是很多人心底一個說不清楚的糾結。

我們每個人大概都有過那種感覺，某天早上讀到一則AI加速發展的新聞，心中浮現一陣說不清楚的不安。隔天卻又看到某個AI輔助醫療診斷的突破，忍不住覺得這個世界也許真的正在變好。這種搖擺不定，不是因為我們無知，而是因為這個議題本身，確實充滿了真實的矛盾。

支持AI發展前景的人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樂觀，AI正在幫助科學家加速藥物研發，在氣候建模、蛋白質結構預測等領域創造過去難以想像的成果。這些不是遙遠的許諾，而是已經在發生的事。更重要的是，AI有潛力讓許多原本因為資源不足而得不到服務的人，獲得更平等的教育資源與醫療資訊。從這個角度看，對AI抱持期待，不只是矽谷的科技狂熱，更是一種對人類集體潛力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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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邊的聲音同樣不容輕忽，根據AI安全時鐘，這個象徵AI風險逼近的指標，從二○二四年九月的距離午夜二十九分鐘，到今年三月已縮短至僅剩十八分鐘。這不只是一個比喻，而是對當前技術發展軌跡的集體判斷。比起科幻式的「AI滅絕人類」情節，更迫在眉睫的危機其實是演算法偏見、隱私侵蝕、以及就業結構的劇烈重組，而這些衝擊正在此刻真實地影響著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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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旁觀立場保持中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那些掌握著AI發展方向的決策，每天都在矽谷的辦公室裡發生，而我們絕大多數人，只是在事後接受結果。這種無力感，是真實的。

我們並不同意「只有極端選擇」這個前提，大聲嚷嚷「AI將毀滅人類」的人，和不加批判地擁抱所有技術進步的人，都犯了同一個錯誤，那就是把一個複雜的結構性問題，簡化成一個非黑即白的情緒表態。真正困難的問題，從來不是「要不要AI」，而是「誰有資格做這些決定，以什麼樣的邏輯做出決定，以及誰來承受這些決定的後果」。

「末日樂觀主義者」這個詞，乍聽之下像是一種矛盾修辭，但我認為它其實精確地描述了一種成熟的認識論姿態。它的意思不是「一切都沒問題」，也不是「反正沒救了乾脆不管」，而是在充分承認真實風險的前提下，仍然選擇以行動回應現實，而非陷入癱瘓。這一點，值得我們認真對待。

從台灣的角度來思考，這件事其實更不抽象。台灣的半導體產業是全球AI硬體發展的核心節點之一，我們既是這場技術革命的重要推手，也因此有更直接的理由去思考它所帶來的責任。AI的監理框架、創作者的著作權保障、勞動市場的調適策略，這些不是遠方國家的政策辯論，而是正在影響著這片土地上每個人未來選項的議題。

許多令人焦慮的技術浪潮，最終真正能夠形塑它走向的力量，往往不是工程師，也不是CEO，而是那些願意花時間理解它、並且持續發出聲音的普通公民。對AI感到困惑，不是軟弱。感到擔憂，也不是落後。真正危險的，是對自己在這個時代的位置選擇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