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災難與國家應變的挑戰｜專家論點【張瑞雄】
作者：張瑞雄 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叡揚資訊顧問
在這個由演算法驅動的時代，人類正與一個日益強大卻難以預測的技術共處。人工智慧的滲透力與操控性不斷提升，不再僅是工具，而是可能引發災難的觸媒。當AI有能力操縱輿論、瘫痪基礎建設、甚至設計生化武器時，一個全新的威脅型態已悄然浮現。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家是否已具備足夠的警覺與應對能力，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核心課題。
許多人仍將AI視為生產力的引擎，卻忽略其也可能是災難的導火線。試想一款被廣泛開源的AI模型，原意為提升社群經營效率，卻被用於大規模散播金融虛假訊息，煽動恐慌、誘發擠兌，最終導致一間銀行倒閉，波及區域甚至全球金融穩定。又例如AI協助非專業者輕易設計出可怕的新型病毒，對公共衛生體系造成致命衝擊。這些情境不再是科幻小說，而是逼近現實的風險。
最值得警惕的不是AI本身，而是國家面對這類突發風險的準備程度普遍不足。多數政府對於AI災難仍未建立完整的法律框架與危機應變體系，依賴的是過時的法條與零散的權責分工，難以應對AI時代的突變特性。當災難來臨，需要的不是事後追究，而是即時反應與果斷決策。倘若政府無法即刻取得模型資訊、指揮平台採取行動、甚至臨時管制有害技術的流通，將可能錯失黃金時間，導致事態急速惡化。
AI的危機不同於自然災害，它可能隱蔽且高速蔓延，經常跨越國界、領域與語言。更棘手的是，許多具高度風險潛能的AI模型，往往掌握在私人企業手中，且部分設於海外，超出單一國家的司法管轄。當政府必須與這些企業協調以防控災難時，缺乏明確法律賦權與制度設計，只會導致指令無法落實、責任無從追究。
現有的技術治理機制大多仰賴產業自律與自願承諾，這種「請君自重」的方式，在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時往往淪為形式。AI公司若面臨發布時程壓力、投資人期待與市場競爭，其安全承諾將很容易在現實利益前被調整或退讓。而AI的開源趨勢又讓任何擁有算力與技術門檻的人，都可能觸及危險的底線。
這樣的風險架構呼喚一種新型治理思維，不只是規範模型，而是全面思考其可能導致的後果，並在制度上做好最壞情境的準備。這不代表壓制創新，而是讓創新在一個清楚、負責、有彈性的框架中進行。就如同現代社會為化學、核能、藥品等領域設下嚴謹的安全規範與應變機制，AI也應被視為同等級的高風險技術，需以國家安全視角處理。
未來的治理策略應包含以下幾個要點。首先要建立完整的AI風險預警系統，讓政府能即時掌握新技術的潛在衝擊與濫用跡象。其次法規需明確授權特定部門在緊急時期能取得企業資料、限制高風險模型流通、並指揮相關單位執行緊急應對。還有應強化跨部門協作與全社會動員能力，讓應對不再只是少數官員的責任，而是整體社會的共同演練與準備。
更重要的是，國家之間需建立共享警訊與協調的國際機制。AI災難不會尊重國界，其衝擊如疫情般迅速擴散。因此未來的AI治理不應是各自為政，而是需要全球共同協定、資訊共享、甚至同步應對流程。面對AI這場隱形的風暴，真正的安全並非依賴個別企業的良知，而是仰賴整個制度是否能在風暴來臨前完成築堤。
此刻我們正站在技術與治理交會的十字路口，一方是高速度的創新浪潮，另一方則是尚未成熟的公共安全網路。選擇不作為，就是將命運交給隨機與碰運氣的手。唯有在風平浪靜時建構危機應變的堡壘，社會才能在暴風驟雨時不至於瓦解。AI技術既是引領未來的利器，也可能是摧毀社會的毒藥，關鍵就在於我們是否願意在今天，為明天做好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