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互補變成競爭 中國借鏡韓國工業發展模式
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推進和為了追趕韓國，很多人指出，這兩個亞洲大國的關係正在逐漸從互補變成競爭。
幾十年來，兩國貿易結構都保持著互利共贏，韓國向中國提供顯示器、半導體等高附加值核心中間產品。但近年來，兩國開始在中高技術領域展開競爭，曾經的互補性正在衰退，中國的高技術產業變得越來越重要。
據韓國貿易協會的國際貿易研究所稱，雙方在中高技術產業的化學、通用機械、汽車、電力和機械領域的競爭已經加劇。而研究顯示，在尖端技術產業方面，航空航太、醫療和精密光學設備的競爭也加劇。
兩國經濟專家表示，儘管在產業政策方面沒有跟隨確切的腳步，但中國似乎正在經歷與韓國類似的產業結構演變。
Hana Securities的中國分析師Kim Kyung-hwan表示，中國的模式是以「補充韓國發展模式中缺乏的部分」並「衡量各國的成功和失敗」來進行的。他提到：「中國2010年前的產業升級過程與70-90年代的韓國非常相似，是以出口製造為主的大型汽車、造船、半導體等重工業的發展為代表和國家主導的增長過程」。
延世大學經濟學教授Lee Doo-won表示，在太陽能、無人機、人工智能和電動汽車等新興產業方面，中國似乎比韓國更加熱情。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歐美研究所副所長張茉楠表示，首爾的政策對韓國各產業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她提到：「韓國實施了許多產業政策，特別是在鋼鐵、石化、造船、汽車、半導體和電子、航空航太和文化等行業，而且政府大力推動」。
韓國的大型企業集團，韓國「財閥」們，在 1970 年代大幅擴張，部分都是受益於韓國政府尋求從勞動密集型輕工業向重化工業轉型的產業政策。
包括三星、現代、LG 和 SK 在內的財閥在推動韓國經濟方面仍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它們的總資產佔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一半，同時它們在國際上也非常成功。
根據美國技術研究和諮詢公司 Gartner 的數據，2021 年，三星以 731 億美元的規模成為全球半導體銷售額的領導者，佔總市場的 12.3%。而韓國的造船業也很強大，2021年全球訂單總量排名全球第二，高附加值環保船舶排名第一。
張補充說，中韓兩國國情不同，不能充分借鑒相關經驗。然而，可以確定的是，產業政策必須與市場和其他宏觀經濟政策相匹配，因此政府有必要通過產業政策優化資源配置。
韓國經濟學家表示，儘管政府政策確實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還有許多其他因素至關重要。其中包括私營公司的創業精神、人力資本、有競爭力的產業結構以及企業不僅考慮國內市場的趨勢。
Lee Doo-won提到：「當你特別看三星及其最具代表性的半導體產品案例時，其實從一開始培育半導體生產，公司內部存在非常強烈的異議，因為許多人認為這是一項危險的大規模投資。因此，半導體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在政府支持下在韓國發展起來的行業，而是三星創始人Lee Byung-chul 和前董事長Lee Kun-hee 承擔了所有風險的事情。純粹依靠政府的全力支持來培育一個行業確實是有限度的」。
Kim Kyung-hwan補充說，雖然過去的韓國政府一般都營造了對企業集團友好的政策環境，但在過去的 5 到 10 年裡，情況並非如此。Lee Doo-won認為，近年來，關於這種創業精神是否有良好的環境，也存在一個問號。
Lee Doo-won又提到：「韓國國內對於政府繼續對私營公司進行監管有很多擔憂，即新企業無法起飛，特別是在服務業和新興行業。最近的一個例子是 Tada，一種汽車共享服務，由於政府規定而關閉了業務。在這方面，中國政府似乎比韓國政府更熱衷於培育太陽能、無人機、人工智能和電動汽車等新興產業」。
來自中國的全球最大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在 2021 年佔據了全球 76% 的市場份額，銷售額估計高達 30 億美元。另一方面，韓國是該行業的後來者，業內人士預測，到 2024 年，國內無人機市場將增長到 5.89 億美元。
張表示，中國推動新興產業發展的另一個跡象是其研發支出，從 2010 年到 2016 年，其研發支出平均每年增長 14.8%，遠遠超過全球平均水平。
事實上，2020年中國的研發投入比2000年增長了近4倍，中國的國際專利申請量從1999年的276件激增至2019年的58990件，實現了20年近200倍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產業發展模式——從中低端產業升級到中高端產業，同時發展高科技製造業——仍然與韓國相似，都有良好的人力資本和蓬勃發展的國內競爭支持了強有力的政府產業政策。
不過，和韓國不同，中國的環境不利於私營企業創業。加強政府控制、零疫情政策、監管打擊和收緊政治控制都是經常被認為損害企業家精神和私營部門活力的一些因素。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也一直在實施其獨特的工業發展模式，這種模式似乎是政府借鑒其他國家的各種計劃而設計的。
Kim Kyung-hwan說：「過去三年，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似乎已經轉變為德國、韓國、新加坡和台灣的模式，保持製造業的高比例，同時創造就業、收入和附加值。似乎會有各種嘗試來適應新的危機——例如美國目前在技術領域的全方位監管、全球化的倒退、供應鏈分散和能源危機——而不是簡單地遵循韓國的進步模式。我相信，除了硬件、半導體和造船等特殊領域，中國可以效仿韓國發展模式的領域並不多」。
張又補充說，北京可以從韓國模式中學到的另一個重要教訓是讓市場充分競爭的重要性。她提到：「隨著行業的不斷發展，政府應該逐步減少對行業發展的直接干預，而是創造更好的環境」。（記者／莊閔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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