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教媒體素養?自我示範開始|專家論點【鄧宗聖】
作者:鄧宗聖(國立屏東大學 科學傳播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日前,一位教授在研討座談會現場,向師生們分享媒介寫作教學經驗時,我特別注意到他所說一句話:「在學校,學生最大的挫折感來自於老師」。這句話經常在我耳邊迴盪,對我影響甚大。
這句話讓我去想,在教育的域中,老師訂定目標、標準、規範、評鑑,同時也影響著學生的自我肯定、評鑑與實現,當學生未能完全脫離教育機構進行自主學習時,某種程度還仍在一個社群規範內學習,在教師的規範內擬定學習策略與行動,諸如考試、測驗評量以證明、證實具有某種能力與知識。也正因為如此,若學生無法回答正確的知識或是預期答案,很可能從老師這得到較低的評價與挫折,若我們是一個懂得獲得「成就感」的學生,似乎迎合某種答案是在教室中學習的最佳策略。
然則,數位時代下的媒體素養,批判性思考與反思媒體與我之關係,要怎麼透過筆紙測驗來證明?學生可以在獲得高分的動機下,回答出「預期答案」,以證明「反思能力」,但這真的是如此嗎?教師通常在非主動自學的學習安排中,扮演傳遞知識的權威角色與來源,而「給分」或「讚賞」這件事,同常造成一種「聯接性的學習」,意即「分數」在教育體制中影響了學生排名、評價與成就(父母關心),「給分」或「讚賞」就成為一種具有權力的事情,學生學習「在不同的情況」下「獲得分數」或「讚賞」或者是避免未獲得重視,逃避那種可能會讓人不愉快的感覺,這也成為教師控制學習環境的一種條件。
由此我們不難見到教育體系機構下的教室策略,發展出多種樣貌的「胡蘿蔔」(多是物質化的表現,如集分卡、優點卡等)與「棒子」(多是無形的表現,這裡並不是談肉體處罰,而是一種特定技巧搭配某種預期效果,如未給予掌聲、沒有得到正面回應、放學留下掃教室、不能參加某些活動等),來獲得對學生學習行為與教室行為的控制。
教師在此過程中,將「是非對錯」的言行規範「連接」起來,透過文化賦予教師的權力(象徵性與獎懲過程),在越來越多複雜的教學行為形成後,促使教師也習慣於這樣的行為方式。但當前的數位媒體素養的教育,萬萬不能如此,把「媒體素養」當作「權威知識」來教導,透過「教室空間與教師」的聯接機制,將其「正確的表達法與行為」,穩固地與「某種樣式」聯繫起來。嚴格說來,教育環境的設計,是將教師角色與同儕角色置於同一空間中,教師、同儕都會是學生學習的來源之一,在未正式習得課程知識前,其實透過「共處一室」,已經透在教師或同儕間,習得各種符號、行為甚至學習方式。
故在數位時代下的媒體素養教育,若要倡議批判性思考與反身自省的能力,那麼媒體素養教育的教師,就得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方式進行教學策略設計,讓學習者針對自己所處的媒體生活情境進行觀察與分析,引發出批判性的思考方式,而教師充其量是「引導角色」,使之具有發生的教室條件。
不談別的,教師反思自身的媒體經驗,就提供引導性,學生在還不知道如何開始的情況下,教師引領「自我示範」成為進階活動的登門梯,用 Bandura 的社會學習理論來說,有目的的集中在某種行動的觀察,那麼會在記憶中出現某種視覺影像,作為某種語言或描述或轉換成行動的基礎(游乾桂等譯,1989:204-206),未來則會形成一種素材,依照面臨媒體問題的複雜度,進行調整、轉換與重組。儘管,由於參與學習者的社會條件與文化資本差異不同,透過觀察而學習的策略未必立即奏效,但卻由於教師的「自我示範」,進而將「自我」當作出發點(不是專家學者的出發點),觀察自身媒體環境,可說是增進反思能力的開始。
「自我示範」可以理解為「問題解決過程」的一種形式,從個人媒體經驗出發,做為引發分析、討論與建構的起點。以性別議題為例,我們對於流文化加諸在人們性別身體上的論述(女性該如何裝扮?男性如何具有男子氣概?或說很 Man)相當自然,我們可以把這種自然化的符碼加以討論,像是拿出關於「男性」的雜誌封面,跟參與者討論這個男性身體上再現的各種飾品或姿態(符碼)及其帶來的感覺,然後,我們將這做為一個起始點,邀請參與者能幫教師解決這個問題,意即,「有沒有其他表現類似感覺的方式」,請參與者想辦法「給予裝扮」,儘可能地發展出「不同的裝扮與符碼」,然後,「照相起來、置換封面」,在課堂上討論由此空間中發展出來的男性形象。
在此過程,參與者不但透過分析媒體文本(分析男性組配符碼),同時通過文本再設計,即參與者解構後再建構的文本,意識到自身具分析符碼與詮釋符碼的能力。
參考文獻:
游乾桂等譯(1989)。Berryman, J. C., &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著。心理學與你(Psychology & you : an informal introduction)。台北: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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